法制網首頁>>
新中國刑法學70年的變化與展望
發布時間:2019-12-05 15:36 星期四
來源:人民法院報

張志鋼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刑事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新中國的刑事法治建設可以分為三個歷史階段,即基本無法可依的無刑法典時期(新中國成立至1979年刑法實施)、1979年刑法典實施時期(1979年刑法實施至1997年刑法生效)、1997年刑法典實施時期(1997年刑法典實施至今)。刑法學的發展與我國刑事法治建設同步共進,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和時代特色。因而,刑法學70年的發展脈絡需要置于國家刑事法治建設的大背景中來考察。

一、無刑法典時期的刑法學

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的近30年時間里,中國沒有制定一部統一的刑法典,而是根據國家建設的需要先后制定了一批單行刑法。但單行刑法覆蓋面不大,實踐中“主要依靠政策辦事”。這就導致“刑法的適用,隨政治形勢而變遷;刑法學的研究,以符合立法和實際需要為原則”。在沒有刑法典的時期,刑法學作為工具淪為恣意多變的“對策法學”,具有獨立理論品格的刑法學研究成為一種奢侈品。需要指出,1949年10月新中國建立后的整個制度建構、經濟發展和學術思想的資源選擇了借鑒和倚重蘇聯模式。刑法學也同樣如此。這一時期對以《蘇聯刑法總論》《犯罪構成的一般學說》為代表的蘇聯著述的翻譯、借鑒和吸收,為接下來的刑法立法和刑法學研究打下了基礎。

二、1979年刑法典時期的刑法學

1979年刑法典頒行實施,宣告了新中國無刑法典的時代結束,中國刑事法治建設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1982年,司法部統編刑法教科書《刑法學》出版,對1979年刑法典條文進行體系性和理論性闡釋。這是該時期刑法理論的重大成果,在此基礎上,濫觴于蘇聯的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成為通說(同時也幾乎是唯一的學說),不僅影響了幾代刑法學人,至今在司法實踐中仍具有強勁生命力。

盡管1979年刑法典從起草準備到出臺斷斷續續經歷了20多年,但從1978年法制恢復重建到1979年刑法典頒行出臺的時間卻“極為短暫”。可以說,1979年刑法是在立法經驗不足和立法時間倉促下草就的一部粗放型刑法典。這部刑法典一遭遇改革開放對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所帶來的急劇變化,旋即呈現出明顯的不適應性。全面系統地修訂工作在刑法頒行不久,即已迫切必要。事實上,1988年《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要點》即明確將刑法典修改列入立法規劃。在此背景下,刑法學研究的任務和重心就在于如何完善和修改刑法——即側重于立法論的研究。刑法立法論的研究圍繞立法機構刑法修改的需求和節奏展開,重要的研究成果體現在1979年刑法頒行后的25個單行刑法,并最終匯流于1997年刑法典。這一時期的研究主要圍繞以下三個至今尚有深刻影響的議題展開:(一)是否立法明文規定罪刑法定原則(廢除類推),(二)是否承認單位作為犯罪主體,(三)是否廢除死刑以及如何限制死刑適用。1997年刑法典明文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并承認單位犯罪。罪刑法定原則是法治原則在刑法中的具體體現,單位犯罪的立法規定也走在時代前列。盡管1997年刑法典未廢止死刑,但死刑存廢之爭和限制死刑適用的研究,為堅持“少殺慎殺” 司法理念的落實以及《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減少死刑罪名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這一時期是刑法學研究與刑法學者影響我國刑法立法的黃金時代。

立法論研究之所以可能,除了1979年刑法不適應改革開放所引起的經濟與社會結構急劇變遷的現實需求外,也源于隨著改革開放“歐美標準”的進入——外國刑法(學)不僅成為法律比較的參照,更成為評判中國刑法(學)應否修改與如何完善的標準。由此,形成了頗為流行且屢試不爽的學術研究模式:“某制度的立法沿革——某制度立法的國別介紹——某制度在中國刑法中的缺陷與困境——國外某制度的借鑒與立法完善建議”。這種比較刑法研究中的“拿來主義”,在短時間內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刑法立法的完善。同時,這種研究模式下(中斷數十年后)外國刑法理論尤其是德日刑法學也間接或直接漸次引入中國,刑法學單一學說的壟斷局面開始松動,學術爭鳴的土壤和理論資源已初步具備。

三、1997年刑法典頒行至今的刑法學

1997年刑法典,“是新中國歷史上最完備、最系統、最具有時代氣息并且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刑法典”。1997年刑法典的成熟甚至“早熟”緣于制定1997年刑法典時改革開放已經如火如荼進行了近20年,除了有這些年來所積累的豐富立法技術和司法經驗外,也受益于刑法學者的“立法建議”在智識層面的貢獻。1997年刑法典頒行之后,以刑法規范為依據的刑法教義學(刑法解釋學)是刑法研究的主要任務——即以司法為中心的研究——盡管1997年頒行至今已通過十個刑法修正案。對刑法修正的建議,當然屬于立法論的內容。這也說明司法論導向的刑法研究成為常態,并不意味著一味否定、貶低甚至排斥立法論的研究。事實上,在1979年刑法實施時期同樣存在刑法解釋學的研究。

在理論繼受層面,伴隨著國外求學、訪學的刑法學者對以德日為代表的的刑法理論知識譜系的引入與宣揚,我國刑法理論進入多元競爭時代。理論競爭最具代表性的,首先是以蘇俄刑法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傳統平面理論)和德國、日本三階層犯罪論體系(德日階層理論)之間的辯駁,其次是結果無價值論與行為無價值論的較量,最后是實質解釋論與形式解釋論之間的爭論。這些論證尚在持續,我們可以從不同的層面觀察。影響最大、持續最久、波及范圍最廣的當屬傳統平面理論與德日階層理論的論爭。這場爭論以犯罪論為核心的刑法知識體系是否應轉型焦點,潛存著以國別為底蘊的理論知識譜系在方法論層面的較量。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的攻防,多存在于繼受日本刑法學的學人間。這場繼受理論色彩明顯的爭論,全方位展示了理論競爭如何推動研究的一致性與精致性——好的說理應該是在某一特定立場下一以貫之地展開論證。形式解釋論與實質解釋論的分歧,源于我國不同學者對罪刑法定原則的不同理解以及刑法社會功能的不同定位,但該爭論如何影響刑法和刑法學,是開放性的。這三個層面的理論競爭都超脫于某一特定刑法問題,而關涉到整個刑法體系性的思考;盡管爭論本身都不得不借助于域外理論資源,但理論競爭的本土化色彩越來越濃,理論競爭者的主體性意識也越來越強。在理論競爭中形成的共識是,理論討論應服務于中國本土的司法實踐。

刑法理論的累積和裁判文書公開,使刑法理論積極回應并引導司法成為可能。借助疑難案件的研究引導司法最為典型的是通過對鄧玉姣案、于歡案等案件持續討論展開對正當防衛成立條件的研究,推動實務部門準確適用正當防衛制度。這是刑法學研究推進我國刑事法治建設的生動例子。同時,依托于實務部門案例指導制度,也使體系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問題導向的刑法思考范式初露端倪。

四、回應新時代要求的未來刑法學

新中國的刑法學始終與法治建設進程攜手并進。仰賴于刑法典的較早較完善的制定,刑法學一直走在我國部門法學的前列。1979年刑法典孕育的背景是改革開放前夕的思想解放運動,是改革開放恢復法律制度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1997年刑法典頒行的同一年,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如今,在進入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對外開放格局的新時代,刑法學應自覺回應新時代要求。未來刑法學應至少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一)兼顧刑法的國際性與本土化研究。在全面對外開放的時代,強調刑法學應致力于解決本土問題,并不意味排除具有世界性的刑法理論,它反對的只是為了引進理論而理論;在比較基礎上的鑒別和吸收同樣是理論自信的表現。這是比較(刑)法的價值和任務,也是我國刑法學取得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同時,在中國進一步深化開放,尤其是中國積極推動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背景下,國際法視角對于刑法研究的重要性就更為凸顯,這“既會影響我國外交戰略轉型所需的國內法制的配合,又會影響我國的國家利益和國民利益的有效保護,還會影響我國在參與國際法治建設方面的正面形象”。

(二)兼顧刑法的體系性和問題性研究。在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實踐導向刑法研究是必要性,這是正義得以具體落實到個案、追求具體法治的當然要求。但問題導向的研究不應一味追逐熱點、新興問題,排斥刑法學的體系性追求。體系性是維系法的安定性的關鍵保證,也是維系刑法學理論品質的基本標識。

(三)兼顧刑法立法論與刑法解釋論研究。刑法解釋學是溝通立法與司法的橋梁,是刑法知識生產的常態,因而也是刑法知識的主體。因此,刑法學研究應假定現行法秩序大體上是合理的,“在具體的細節上,以逐步進行的工作來實現‘更多的正義’”。但在科技快速進步和社會急劇轉型的時代,如果刑法立法落后落伍于時代,就應當進行立法作業。這需要刑法學者了解自然科學(技)、政治學、社會學等相關知識,形成跨學科的視野,以及時回應社會變遷和社會觀念變化產生的立法供給要求。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責任編輯:莫亞奇
相關新聞
体彩黑龙江6+1第18073 中国核电股票 益升网 上海外盘期货配资 股票配资杠杆 口碑最好的股票配资平台 今天股票行情 中长线股票推荐2014 中国联通股票 投配宝配资 通赢配资 外星人理财平台 顶牛dde 短线股票推荐黑马 上证指数吧东方财富 股票推荐 和讯 航宇汇金